導演：姜宏仁
台灣 / 2019年 / 25分 / 普遍級
每個人都在找尋屬於自己的微光，同時，每個人也都聲嘶力竭地求救著…
這是一部超棒的紀錄片
影片的呈現，除了戲劇之外，尚有廣告、微電影、宣傳片以及紀錄片。
紀錄片的表現，大體上離不開人、事、物的記錄，但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也有可能是人事物三條線的共同連結。因為有人必然與物有接觸，然後必然發生了某些事，這是在教導紀錄片一個重要的觀念。
因為現今社會已進入數位化的時代，3C產品不但畫素愈來愈高，拍攝的器材也愈來愈方便，因此影片尤其紀錄片，早就取代了過去以文字所呈現的「報導文學」。這也是過去很多文學獎，除了小說、散文、新詩之外，尚有一項報導文學。但曾幾何時，報導文學早就消失在文學徵選之列，代之而起的就是微電影或紀錄片了。
事實上，紀錄片在二十世紀冷戰時期，都成為國家的宣傳工具。。波蘭大導演奇士勞斯基，在五、六0年代就是拍紀錄片的高手，奇士勞斯基也曾揚言終身將為紀錄片而獻身。雖然在八0年代，去了法國之後便改變初衷，從紀錄片轉進到劇情片，並在九三年左右，以法國國旗的紅藍白三種顏色，各拍了三部影片，以藍色代表自由，紅色代表博愛，白色代表了平等。並使奇士勞斯基躋身於世界國際影壇的巔峰。很可惜的是五十多歲的她，因回波蘭手術心肌梗塞而死在病床上。
提起這件事，並非強調劇情片的成就必須在紀錄片之上，相反的若無紀錄片的紮實功夫，奇士勞斯基如何會在法國揚眉吐氣？這也從某種角度凸顯了紀錄片的可貴。
「微光‧前行」是一部以兩條弱勢群組的生命片段，直接探索弱勢者如何在生命困頓的時刻，以樂觀進取的心情來面對挑戰。
「微光」敘述的是視障者石穎芝的故事，她罹患先天性視覺障礙，在全然黑暗的世界中，如何突破種種的障礙，克服先天的缺失，最終能在銀行中獲得業務資深專員的工作。
透過電話與客戶直接聯繫，石穎芝在點字版的技巧上，學得熟練的技巧，因此她不只接聽電話，也能直接撥打電話給客戶，從而學習觀察到更深刻的人生。或許是因為如此，石穎芝在鏡頭前始終保持著微笑。這種打從心裡發出的自信笑容，凸顯了一個受挫的生命，在歷經試煉之後，綻放的光彩亮度與燦爛花朵。
一九六0年代，美國最偉大的女攝影師黛安，她一生拍攝的題材，都是世間的殘障人士。如斷手斷腳之人，或如巨人甚至侏儒，為何她的作品喜歡拍攝這些異於常人的殘障人士？黛安自有其特殊的觀點，她認為這些殘障或肢障甚至視障人士，他們是經過試煉才來投胎的。因為這世上，似乎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再傷害他們，因此她從這些人身上，拍得一些自信與自在。
換句話說，黛安的藝術呈現，反應了一般人的惶惶不安，為何處處會顯得不自在？因為人永遠無法預知，下一個不幸何時會到來？這正是黛安攝影藝術延展出的主題思考。從而印證了，殘障人士雖然有了遺憾與不信，但內在心靈中反而活得更加篤定。
不可否認的是，石穎芝的親人，也正是她的父親石志煌先生與母親潘引夢女士，依然像每一位當父母的一樣，還是會掛心視障的女兒。石穎芝獲得在台北渣打銀行的工作，而必須住在台北，父母親也曾考慮，是否搬到台北，以便就近照顧。
然而父母的顧慮顯然是多餘的，因為這個社會，不管是政府單位或社會企業，其實早就以更包容的心，給予視障者更多的支援，再加上視障者自己堅定的信心與信念，使得這些視障者，幾乎可以與明眼人做相同的工作，甚至視障者會更加珍惜這份工作，因此在工作中透發的服務熱誠，往往有更突出的表現。
「前行」是敘述一名護理師古素青。在十一年前，因為一場車禍，導致骨頭神經韌帶斷裂，從表面來看，似乎沒有任何損傷，但其實她的工作，卻完全無法執行，換句話說，她無法再度回復以前的工作。
也是因為政府有關單位及社會企業單位，提供了古素青一份類似生命線的工作。古素青以她自己的親身經驗，在電話中與電話另一端心靈困頓的人分享，這比一般人執行這份工作，其實來得更為貼近與踏實。
古素青有個年老的父親，也有一名姊姊，每個星期日，她都會回去探視他們，家人對古素青能在萬芳醫院自殺防治中心擔任話務員，都感到欣慰。
看似完美的安排，似乎已經無懈可擊了，但在食衣住行之外，育樂兩樣其實是現代社會最為缺乏與需要的，尤其運動對肢障甚至視障者是相當遙遠的。而因為這種需求，也就使得完全不交集的兩條線，發生了聯結。而這一點將兩條線，甚至是不同的題材與情節，在最後有了相融，這是這部紀錄片最令人激賞的地方。
在受傷三年之後，古素青才開始運動，雖然只是慢跑，但卻也延伸出「陪跑」這種很少人知道的工作。所謂「陪跑」，就是用自己的左手，與視障者的右手，用一條有彈性的線連結在一起，於是憑著這條線，引導了視障者，勇敢地在操場上跑步，更甚者也能在馬路上參與長跑比賽。
於是古素青開始慢跑；而視障的石穎芝，也出乎意料地在陪跑人員帶領下，也參與了慢跑運動。誠如石穎芝自己所說，運動可以讓她舒壓。這道理一般人都懂，但不見得會去執行，因為慢跑運動對她們來說，實在易如反掌，反而就不太重視。
然而對視障者而言，慢跑是何其不容易的事，於是陪跑這個工作就變得相當重要了。「陪跑」員不但要有對視障者充分的了解，自己也要有相對的體力，因為除了自己之外，他必須盡力去照料另一名視障者。其實陪跑者還需具備更多的耐性與愛心，才能在這種義工性質工作中，顯得無怨無悔。這部紀錄片，應該可以給予更多的人，有著更進一步的想法，因深受感動，然後樂意地投入這種陪跑的義工行列。
也因為有這部紀錄片的淵源，在此也順便介紹另一種為視障者服務的「用心看電影」。應該是在二000年左右，筆者在獲得台北市第十一屆文化獎後，受台北市立圖書館總館之邀，在臺北市各分館開始連串的電影講座，一直到「啟明分館」之際，才知道這個圖書館是專為視障者服務的圖書館，也才發現用平時的講座方式，是行不通的。
當時筆者立刻靈機一動，便應用小時候看電影有「弁士」的呈現方式，而完成第一場的「口述電影」。那個在國民黨剛到台灣不久的世代，其觀眾是相當詭異的。試想放映一部美國西部片，而字幕是中文，但當時的民眾都是受日本教育的，他們看得懂日文卻看不懂中文，更聽不懂劇中人物所講的英語。
於是每間戲院就必須禮聘一名「弁士」，在電影放映期間，隨情節而用台語為觀眾來解說。或許一天講太多場，講得滾瓜爛熟，「弁士」便更能上手，而加入很多他自己或當地風俗的觀點與見解，如此便產生一種有趣的現象，明明是悲劇，「弁士」卻口述得讓觀眾哈哈大笑。
其實「弁士」在二0年代，電影在默片時期就已經存在，因為當時電影是無聲電影，雖然一段情節之後，會有一段文字輔助，但弁士的產生，卻也是一種時代的產物，但時至今日，弁士能為視障者口述電影，是一項殊勝的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