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阿巴斯‧基亞羅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演員：法蘭德‧賀德‧門(Farhad kherad mand)
波雅皮‧巴爾(pooya pievar)
伊朗 / 1992年 / 90分鐘
禮讚：1992年坎城影展 羅賽里尼獎
1992年吉弗尼影展 楚浮大獎
一九九○年伊朗發生大地震，曾在影片中擔任主角的小孩正好住在震央區，導演阿巴斯特別趕到災區探望，所幸演員們都平安無事…
◎ 劇情簡介
伊朗發生了大地震，拍攝過「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的導演知道演這齣戲的小男孩阿默普正好居住在震央地帶；他非常關心阿默普的安危，於是開車載著他的兒子布亞一直朝科克爾前進。
沿途的房舍幾乎全倒了，倖存的人默默地在瓦礫中挖掘親人屍體及剩餘物質。也有無屋可住的，只好將吊床綁在樹林中讓幼兒睡覺。在半路導演看見一名扛著馬桶 的老人正是以前在「何處是我朋友的家」片中飾演駝背老人的魯希。魯希搭了便車，但對以前化粧師為他裝駝背的扮相頗有微詞，他認為能將老人化粧成年輕人才是 藝術。
在魯希寄住的小村落內，導演看見一名倖存的老婦人無法拉出被磚牆壓 住的毛毯，只能替她找到水壺裝水，因她三天沒喝水了。導演也看見一對新婚夫妻，兩人是在地震的第二天結婚的，因親人大部份死亡，如果再等下去可能因為風俗 的關係而延期，於是兩人閃電結婚。但因房子倒了，新郎分不到帳逢，只能以塑膠布圍住當新房；以分到的救濟品──幾個蕃茄用火烤食當作是喜宴。但導演發現夫 妻倆充滿樂觀地澆花，並答應下班回來後為老太太取出毛毯。
導演在路上又遇 見了另一名演員帕瓦尼，於是載他回到山谷平原的帳蓬區。在這兒有倖存的女孩忍著淚水與難過，訴說地震那個晚上的驚恐，布亞很快就與帕瓦尼成為好朋友。而營 區年輕人正試圖在高地上架設衛星天線，因為今晚是世界盃足球賽的總決賽巴西對阿根廷，而地震那天是蘇格蘭對巴西。布亞請求父親讓他留在營地看足球，而帕瓦 尼及姐姐也答應照顧他，於是導演單獨繼續驅車前往科克爾，車子開上架天線的位置，年輕人告訴導演說剛剛二十分鐘前見到阿默普及他兄弟經過，於是立刻加足馬 力追去。
途中又讓兩名年齡相同的男孩搭便車，但一名扛瓦斯筒的人要求搭便車遭拒，因為有幾個陡坡必須減輕重量才能爬上。車子在坡道停住，反而是扛瓦斯男子幫忙推車。導演本預放棄，但又回頭衝上斜地，這回他讓男子與瓦斯筒一起搭車繼續前進。
◎ 劇情分析
一九九○年伊朗發生大地震，曾在影片中擔任主角的小孩正好住在震央區，導演阿巴斯特別趕到災區探望，所幸演員們都平安無事。
阿巴斯到德國參加影展，很多國際影壇友人紛紛問起小孩的安危，這觸動了阿巴斯的創作意念。於是回到伊朗後便著手策劃拍攝了「生生長流」。
全片可算是半部記錄片，因為所有的場景都是真實的震災即景，但劇中人卻都由演員擔任。飾演阿巴斯的演員是阿巴斯的友人，於是透過劇中人物穿梭在災區不只呈現了災區慘況；也讓觀眾掉入了一種虛與實不斷交錯互融的迷離中。
為了一名男孩演員的安危，導演冒著危險深入災區，這種情懷充份展露了人文關懷，若非出自內心，絕對很難作這樣的決定，為了避開擁塞的幹道，導演選擇了往 山區的另一條岔路。雖然許多路人告訴他此路無法到達科克爾，但導演堅信任何道路都會相通的道理，遂義無反顧繼續前行。這不僅是自信也是性格的毅力。
冒險執著也許會遭遇失敗，但重要的是必須決斷地去嘗試。導演的堅決有時看起來頗固執，但隱約中透發著篤定。其實劇中導演的視野正是代替觀眾的焦聚，沿途的災情不只吸引了導演繼續前行；也震憾了觀眾的心靈。
在影片中的災民不管男女老幼，他們的臉上沒有沮喪，沒有哀號，更沒有因失去所有而顯現卑微或埋怨。他們了解天意難違，既是上天的旨意，似乎也只能默默承 受了。一名婦女似乎已失去她的所有，只能將嬰兒放置在樹林中的搖籃。導演因下車小解，無意中見到獨處的嬰兒，訝異地上前撫慰。此時在車上醒來的兒子布亞急 急喚著父親，導演雖見到嬰兒的母親提水回來，但也只好放棄交談而匆匆離去。這段情節自然是排練而成，但在交集中又放棄了交集，也正是虛與實的實際表現。導 演帶著難過與不安離去，而觀眾也將永遠留存這段情境的回憶。
布亞在半路倒 塌的商店拿了一瓶可樂，但也遵照父親的教導將錢放在瓶下。這是導演適當地再次突顯他族人的誠實與善良，不著痕跡的說理使人印象深刻。但在車子錯車時，布亞 因熱的可樂難喝而欲倒掉；對向車內的婦人因嬰兒沒水喝而要布亞將剩下的可樂倒入奶瓶中。這段情節也令人印象深刻，簡單的幾句台詞與對應，似乎影顯了整個大 地震後的氛圍。當一切已化為烏有，連解渴的水都沒有之際，他們彼此的對話猶是不慍不火，不急不徐。
也許地震是伊朗人的宿命，使他們早已練就了逆來順受的脾氣。但似乎應該說伊朗人有著他們樂天無畏的精神，不管多大的悲痛與打擊，日子總是要過下去。營地 上住在帳蓬內的人在經歷大地震的侵襲後依然關心著正在國外舉行的世界盃足球賽，這是他們原本就很喜歡的娛樂之一。在山坡高地架天線的青年向導演表示他的妹 妹及其他親人都已死亡，但世界盃還是一樣要看的。
一名老婦人的毛毯被倒下 的傢俱壓著，導演嘗試著將傢俱推開但動彈不得，老婦人除了感謝也未自艾自怨，她向導演表示，天黑時年輕人回來就會來幫她。而隔壁的新婚夫妻竟是以救濟物質 的蕃茄當「宴席」，但因分不到帳蓬只好以塑膠布圍起當新房。但男人依然樂天知命地與妻子抬摃，妻子則靜靜用水澆花。澆花是一種重要的象徵，再經過一陣子的 伊朗將像花盆的花一樣，再度展現花容與美姿。
在路途中載到另一名老演員帕瓦尼，帕瓦尼在路上撿了一個蹲式的磁燒馬桶，他認為死人的東西應該留給活人用才是神的旨意；然而他偶爾也會埋怨神為何如此責備懲罰這個國家。導演只是靜靜地傾聽，最終帕瓦尼還是正面肯定了他的神。
阿巴斯在片中常常以「舞台」的視覺放置了許多期望的鏡頭。譬如在廢墟中他從門望出去，只見一片綠意原野。綠色草原是生命動能的象徵；恰似潺潺而流但又永不歇止的河流一樣，阿巴斯在國家陷入困境時，不忘以藝術家的情懷透過鏡頭詮釋他的期許。
除了帕爾尼在路上扛著馬桶之外，其他人攜帶最多的是瓦斯桶，這兩樣東西代表了飲食與排泄，而這兩樣功能正是人活著的基本條件。有趣的是導演有時會自告奮 勇讓路人搭便車，但除非是老弱體病或正巧上坡難行，不少人因路途已近而不想麻煩他。這似乎透露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厚實精神，雖然看得出是安排的情節，但這種 自我要求的信念其實也是值得眾人學習的。
導演在最後快要追上阿默普時遇上了兩個大坡，引擎過熱的車子爬不上第二個大坡最終熄火時，竟還勞動手扛瓦斯桶的男人幫忙推車。這一段戲訴說了伊朗人彼此在神的意旨下相互尊重與幫忙的美德。
全片的取材有許多值得台灣注意與學習之處，而片中災民的表現與人文精神更是值得大家思索。災難如果是不可避免的試鍊，當我們再度遭遇時的表現會比片中的苦難人們更有尊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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