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肯.洛區(Ken Loach)
演員:桑迪.拉特克利夫(Sandy Ratcliff)
比爾.迪安(Bill Dean)
英國 / 1971年 / 107分鐘 / 保護級
禮讚:1972柏林影展影評人費比西獎
國際聯盟特別推薦
天主教人道精神特別推薦
1974法國電影評論協會獎最佳外語片
描繪在父母的保守壓抑及社會診斷的偏頗下,渴求追尋自我的女孩…
◎ 劇情簡介
珍妮絲的父親是倉庫管理員,母親則是一名保守壓抑的婦女,雖然以自以為是的管教方式,但卻逼迫得大女兒芭芭拉早就離家出走並在外結婚生子,而珍妮絲則與男友提姆有了結晶,但父母兩人決定要珍妮絲去墮胎。
珍妮絲雖然無法抗拒,但卻導致心情愈來愈沮喪,對父母所謂的紀律與規定始終抗拒著,但卻不敢有正面的回應。
父母將她送至一家精神醫院,主治醫師唐納森採用一種放任與溝通的新式治療法,但珍妮絲也曾與其他人為了電視選台而大打出手。父母反而要求醫院應加強管理,而就在此時,醫院卻在卡斯威醫師的反對下,決定不再續聘唐納森。
於是珍妮絲這個病歷便被移交給卡斯威,卡斯威採用的是強制治療法,不是打鎮靜劑就是電擊,要不就是吃藥。珍妮絲也許因為不再多話,卻被認為治療相當有效。出院後珍妮絲曾到巧克力工廠當女工,但沒多久就辭掉了。而提姆喜歡作畫,他繪了一幅相當大的畫送給珍妮絲,但她卻不敢接受,因為她的直覺告訴自己,父母絕對不會接受的。但提姆告訴珍妮絲,她的家庭像個訓練營,他希望珍妮絲能尋找到自我。
提姆與珍妮絲快樂地以青色的噴漆將庭院內的樹木枝幹全噴成同一顏色,這使得父母回來之後不免大發雷霆。這一日大女兒芭芭拉帶兩個孩子回來,母親煮了豐盛的餐點招待,但卻為了珍妮絲的事又起爭執,父母大罵芭芭拉叛逆;芭芭拉反嗆父母太過僵化,她要珍妮絲去她那兒住,但珍妮絲卻不敢抗拒,只能在姊姊離去後大聲激動地吶喊,並拿刀刻桌子也將父親鍾愛的鐘摔壞了,於是父母又將珍妮絲送回醫院。
珍妮絲在醫院內遇見一名掃地的保羅,兩人談得很投機,珍妮絲邀他一起散步,果然又引起院內的人注目,兩人都遭受約談。珍妮絲再一次以椅子打破窗戶,就在父母探望她時,提姆騎車將她載走,但很快地醫院又找到提姆的家並帶走珍妮絲。珍妮絲在卡斯威發表研究報告時被當成典型的病患,看來要脫離醫院恐怕遙遙無期了。
◎ 劇情分析
一九七一年肯.洛區拍攝了這部「家庭生活」,不僅讓他獲得柏林影展國際影評人聯盟獎,也同時讓法國觀眾注目到這名英國年輕導演。
這個社會任何層面都很難用二分法來界定,珍妮絲活在一個看起來毫無破綻的家庭,父親努力工作不與人發生糾葛;母親嚴謹持家生活規律,這樣的家庭有何值得批判?但觀眾透過客觀的角度,慢慢進入了這個並不富裕但起碼應該會幸福的家庭中。從珍妮絲在地鐵中哭泣而被帶回警局後,無數的關注湧向珍妮絲,但顯然地,到最終珍妮絲不但不曾受益,反而成為受害者。
其實人的本質中原是獨一無二的,但在極度缺乏自信時,便需要同伴相互扶持,如果在這方面有所缺失,人就難免陷入孤獨。延續著「母牛」這部影片的訴求,肯.洛區依然將焦聚放置在社會低層的動向。未接受過完整教育的珍妮絲她與一般的少女一樣,渴望有美好的未來,也有優渥的環境以及深愛她的男人。
但顯然地,這個社會有一種無形的力量把人硬生生地分成許多層面,而這些層面是很少有機會作互動交連的,珍妮絲縱有滿腔熱忱,但卻無處可宣洩,當她懷孕之際,頓時覺得無路可逃,她太孤單,沒有朋友可以為她提供線索與建議。慢慢地這些困擾增添到她無法承受之際,唯一可行之道似乎只有逃避了。
一個人在地下鐵月台上哭泣,這是任何人都能夠立刻反映得出的舉動,於是珍妮絲就這樣從月台上被救了下來。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也是肯.洛區著墨極深的企圖。如果珍妮絲透過公權力由此獲得救贖,這應該是一件可喜之事,但問題是,珍妮絲從月台下來之後她的命運卻不見改善,反而一步步逼使她進入了精神病院內。這是因為她父母的緣故嗎?當然這個責任是必須記上一筆的,但最重要的是這個社會的體制,讓人覺得處處永無生機,每踏出一步都讓人寸步難行。
很多人身陷其中而不自覺,因為他以前也是從這個體制過來的,現在依然以這以為理所當然的態度來處理。從任何的角度來看,珍妮絲父母的行徑幾乎是毫無缺點的,母親為了珍妮絲的未來,強迫女兒拿掉肚子裡的小生命,但卻忽略了珍妮絲的感受。從這個角度作辯證,幾乎很難斷定熟是熟非?母親的立意良善,處處為女兒著想,但大女兒芭芭拉卻不領情,因為父母對女兒的過度介入,美其名是為了維持家庭的和諧,但卻讓女兒處處必須聽命行事。一個人的人格養成最重要的是必須培養獨立思考的自主性,父母的過度自以為是,反而讓兒女漸漸失去自我,這是珍妮絲的父母一直到最後始終無法領悟的。
精神病院內的兩位醫生唐納森與卡斯威代表的是兩種對立的思維。唐納森的改革思想與自然的療育方法,自然會威脅到舊有的體制與既得利益者。卡斯威會反對續聘唐納森是因為這樣才符合他的全面掌控。不管卡斯威的作為如何,社會已經給予他一套代表權威的白袍,於是他以延續過去的認知手法,不斷地讓「病人」去印證過去的病史,這種毫無創見的方式其實只是為了鞏固他既有的社會地位而已。
而珍妮絲的父母其僵化思想也讓他們成為這個社會體制的幫兇,自始至終他們都不知道珍妮絲的命運完全毀在他們自己手上,最可憐之處是他們尚以為對女兒盡了最大的心力與照顧。「家庭生活」的本意如果是一種真善美的呼應,那在肯.洛區的這部電影中,我們就見識到反諷的極大力量了。
肯.洛區認為把珍妮絲從地鐵月台上救下來,她必須有社會的依靠與眾人的支持,這是一種社會集體責任與共識,但多年後的今日,肯.洛區不免也感嘆現在的社會這種集體共識似乎早就消失了。當社會體制愈來愈嚴苛地區分不同層次,就會讓每個層次的人變得更加自我保護,當人與人之間只剩疑慮時,每個人的行為舉止就會變得更加粗魯而自私了。
姊姊芭芭拉代表的也是另一種改革的思維。她領悟到這個成長的家庭充滿了制式與僵化,於是她勇敢地離開家庭尋找自己的幸福。若從東方家庭的見解來看,芭芭拉會不會是「不孝女」呢?她帶女兒回家卻又鼓勵珍妮絲離家,甚至不惜與父母吵架。觀眾畢竟是以客觀的角度來看待,因此也較容易理解芭芭拉,但若是以當事者的態度介入,相信也會很難諒解芭芭拉的作為的。
西方的宗教哲學思考焦聚總不離開原罪說,影片中也提及「罪惡」的定義。但我們該從那個角度切入才能符合罪惡的議題?也許出生時就是帶著「業識」而來,但顯然每個人業識與後續的命運不同,但卻必須接受相同的試煉,這是一成不變的真理。
也許我們不該設定太多的議題,自然也得拋棄社會的制式觀念,將一切觀點全部回歸到人的角度上,縱然如此還是無法獲得真確的平等,那是因為業識不同,而這一點是一種必然的認知,否則就無法往下探究了。肯.洛區提供了六O年代末期的現象,也表現了他的社會主義關懷,時隔多年來觀看,依舊有其力道與映象獨到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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